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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经验
2012-09-17 13:40  

党的作风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相始终,并随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的深入而日显重要。党在革命与执政时期的作风建设因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几次转型而有所侧重,但核心永远没变,即始终保持并加强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与生俱来的问题,且伴随党的诞生、奋斗、成长、成熟。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我们党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建立新中国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根本保证,是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进而获取执政权力并巩固执政地位的一般规律。革命时,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舞台,没有这个舞台,我们什么戏也是唱不成的。建国初期,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了”。[1]改革开放后,江泽民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2]胡锦涛同志再次提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 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党一分钟也没有停止保持并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最大政治优势,也是党千锤百炼更为坚强而成为世界第一大政党的重要原因。

自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国家在富强,人民在富裕,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由此引发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在国内外广泛热议与探究。为什么?这其中秘密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并加强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保持并加强着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中积累了哪些基本经验?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党始终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观的再教育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指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

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进而解放全人类,“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建立独立的政党。”[3]这“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4]强调和坚持要“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5]为此,这个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就不能“脱离群众”而“往前跑的太远”[6],要时刻注意提醒并教育自己:一定要“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只有自身不断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政党才能教育人民群众,党只有教育好自己与人民群众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群众是需要组织、教育与领导,同时群众实践孕育着创造历史的伟大物质力量与粗形态的理论经验。共产党天然是群众的代表,是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保持先锋队的先进性,就离不开对自身的群众观再教育。群众观教育实质上就是党的立场教育,共产党从一产生其立场就已经确立,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员和干部能不断接受马列主义群众观的再教育,是建党尤其是建国以来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条重要经验。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向人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人民群众负责,依靠群众与教育和引导群众相结合,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等等。

只有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再教育,党才能不断地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寻求真理与修正错误。如何对待自身错误,是检验党是否忠诚于人民群众的重要尺度。建党 90年来,党在对待人民群众态度上不是没有犯过错误,而是能够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自己纠正错误,这是其伟大和先进性之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7]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一直是党的一个战略之举。翻阅党 90年历史这本书,可以发现,我们党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与改革开放年代都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教育摆在很高的位置,教育形式主要采取整党整风。 1942年春开始发起历时 4年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党性整风运动,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展开整党运动,这两次教育活动不仅统一了党的思想,纯洁了党的队伍,改进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扫清了思想、组织与作风上的障碍。 1951年初到 1954年春开展的全党整党运动,大大提高党员积极性,转变干部作风,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强化,这对保证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和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文革”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伤痕,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整党历时三年半, 1987年基本结束。经过整党,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的作风问题,中共中央于 1998年 11月 21日下发《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三讲”教育。“三讲”活动又使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一次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再教育,强化了坚持和实践党的根本宗旨的意识,促进了作风的转变和拒腐防变自觉性的提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中央决定,从 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紧接着, 2008年 9月开始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两次活动使全党同志再一次地经受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群众观教育。

如果我们党不经常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观再教育,从而“增加身体的免疫力”,那早就脱离人民群众,甚至站到反人民的立场上去了。

二、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工作第一位

作为历史性概念的人民群众始终动态地指向“绝大多数人”,最根本利益就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与党的目标有最近和最终一样,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有最近与长远之分,其根本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利益不同,革命阶段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建设与改革发展阶段是为了国家富强和共同富裕,他们在谋求当前利益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即为“自由人联合体”而奋斗,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

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长期历史过程,共产党则历史地承担着过程领导,不惜牺牲生命地帮助人民群众去实现根本利益,因为共产党的利益完全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而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9]人民群众是根据党能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他们的利益来决定是否继续接受这个政党的领导,并不是随便一个政党就能成为人民群众的“工具”。

尊重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需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前进的基础。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党维护实现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永无止境,但党却时刻面临着新形势新要求下人民群众的审视与重新选择。人民群众需要党,人民群众也会像苏联人民放弃苏联共产党一样对我们党进行重新选择。

在革命时代,经过长达 28年的斗争,党得民心,民得党恩,三座大山被推翻,民族得到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党在执政条件下,面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加大的新情况,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的新变化,要怎样才能保持与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呢?“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10]就是要培育“服务于民”之心、培养“造福于民”之力、创造“谋利于民”之法,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党执政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维护与发展,人民群众对党是信任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牢固的。在建国初期百废俱兴的中国,由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取得了经济恢复、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一系列胜利。通过从严治党,开展整党整风和“三反”运动,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严肃惩处腐败分子,教育了全党、改进了党的作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基本上能以身作则,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 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群众利益一度曾因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蒙受过一时的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经历过一段曲折。但经过党作出的巨大努力,通过实施纠“左”,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人民群众对党的错误予以谅解,继续拥护党,与党共渡难关。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群关系遭到极大破坏与严重扭曲。“踢开党委闹革命”,导致许多党的各级组织长期处于瘫痪与半瘫痪状态。但由于历史上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惯性,人民群众依然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心,还是一起与党内的健康力量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抵制与斗争。党很快就从痛苦中恢复正确的发展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民群众利益得到历史以来最好的实现、维护与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取消农业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积极就业政策体系等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的民生政策不枚胜举。包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开辟充分体现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主流上讲,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恢复与加强,而且在不断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但就在这种联系在紧密的同时,随着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暴露出了影响血肉联系的新问题与新矛盾。

三、党始终在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腐败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格格不入,同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是消磨党的意志、瓦解党的队伍、削弱党的战斗力、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腐蚀剂。腐败直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动摇着党的群众基础。每一起腐败事件、每一个腐败分子都如同一强烈的“辐射源”,直接作用于“射线”所能达到的地方和群众,败坏党的形象。人民群众认识一个政党,最直接、最简便的途径就是看它的作风如何,从其行动中得出对它的感性认识,从而作出它是否代表自己利益的判断,作出拥护与否的选择。

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党是为反旧中国的腐败政治和统治而诞生的,并为之浴血奋斗了 28年。针对党内腐败,早在 1926年 8月 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就在党内发布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贪文件——《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在延安时期党也领导制定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着执政的来临,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重要思想,以告诫全党要警惕党内腐化而导致失败。 1954年 2月陈云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说:“在胜利的国家里头……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想腐化很容易。”[11]邓小平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2]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把反腐败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并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布: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要把反腐败斗争持久地进行下去。

反腐败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理党的作风。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央一再讲,敌对势力从外部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真正可怕的是脱离群众,自己毁了自己。”[13]胡锦涛同志在 2008年的中纪委第十七届二次全会上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14]如果“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最终将导致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文化颓废、社会混乱的状况,导致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到那时党心民心就无法凝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无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发展”。[15]他在 2010年 1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重要讲话中从三个方面对党内腐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从主观说,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背弃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是一些人堕落为腐败分子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说,一些领域中制度和体制还不完善,使一些人进行形形色色腐败活动有机可乘。”“从管理上说,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也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在今年建党九十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90 年来,党的地位由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到执政,党员人数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今天的 8000多万,党员构成、党组织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在发生重大变化。有些党员和干部从人民群众的“工具”异化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主宰”和“救星”,直接对人民群众发号施令。为民所用的权蜕变成为己所用,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化为私权力而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和资本。因此,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反腐意志已决,反腐成果辉煌。自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艰辛探索建立一个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初具雏形,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在不断健全完善。从现实反映来看,这一体系正在发挥且将继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2003年至 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衡上升,从 51.9%提高到 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 68.1%上升到 83.8%。[16]这说明当前反腐败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反腐败斗争的实质和核心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反腐败斗争的最有效路径是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于解决好了党为谁掌权、为谁用权、权是谁给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人民群众是腐败的直接与间接受害者,人民群众理应是反腐败、实现和维护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基本力量和决定性因素。离开人民群众,腐败就难以遏制和消除。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以反腐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让人民群众来最终检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与效果。这是反腐败的根本。

四、党一直在努力建立健全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督制度

要坚信,中国共产党有一种自我净化的能力,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和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克服一切作风上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少数人的问题。正如刘少奇说的:“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么,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17]

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排列一些党内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如: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这些都可归结为党的作风问题的出现,主要是这些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没有端正好人民群众的立场,没有把人民群众所赋予的权力真正地为公、为民,而是视人民群众为“被管理者”,视自己为“主人”,视公权力为私权力。对此,马克思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要对共产党手中权力加强监督的重要性,他指出:国家工作的“勤务员”只有经常“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才能彻底消除“国家等级制”,“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18]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监督制度,要把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机地融入到监督制度当中,缺乏人民群众监督的监督是一种不科学、无效或效微的监督。早在 1957年 4月 8日,邓小平就针对“在中国,谁有资格犯大错误?犯错误影响也最大”的问题,提出了要对党和党员进行监督:第一个方面,是党的监督;第二个方面,是群众监督;第三个方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接着,他进一步指出,党及党员在接受监督时“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19]后来,他在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拒绝监督的痼疾时强调:“他们总觉得:不受监督,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比较方便。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20]这就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在监督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

历史发展今天,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监督制度因“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而没有如实建立起来。现在状况是:党内监督抓得紧,群众监督太乏力;自上而下监督多,自下而上监督少;法律监督文件多,[21]舆论监督不上桌。因此,党一直在努力探索解决党内监督存在的“上级监督不到、下级不敢监督、同级监督不了”问题,以加速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与成熟。除此外,党还着重在探寻如何把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制度设计好,把设计好的监督机制再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舆论[22])等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监督合力,建立一个立体式、多层次、党群共融的监督体系。这种体系的核心主体是人民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核心部件是公开,公开是最好的监督,公开就是阳光,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要能做到尊重人民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和党务、政务、财务等的公开,人民群众就能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上真正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否则只是空话一句。任何作风问题甚至腐败事件和腐败分子在群众和公开面前是无处也无法遁形。

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人民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我们党就一定能克服自身“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就一定能时刻保持先进性,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结语

党的 90历史,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也是党和人民群众逐步建立和深化血肉联系的历史。建党 90年来党同人民群众关系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维护发展得好,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深,我们的事业发展就顺利;否则,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受损,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有着 2000万名党员、执政长达 74年的苏共兴亡过程也从反面证明,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取执政权力并巩固执政地位的一般规律。

(作者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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